方耀（1834—1891），又名方輝，字照軒，普寧洪陽西村人。是清末嶺南重要軍事人物，作為地方的武職要員，他對清末潮州的社會影響極其深遠的。他并非像其他官員一樣有顯赫的科舉出身，他純粹是靠行伍出身。從當時政局出發(fā)，為維護嶺南安定的戰(zhàn)事中，屢建戰(zhàn)功，不斷地受到提拔。在清同治七年至光緒三年（1868－1877）、光緒五年至九年（1879－1877）這兩個時段，約共有13年任潮州鎮(zhèn)總兵，他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治理與統(tǒng)治秩序的重建，如治理械斗，抵御外侮，在穩(wěn)定時局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。他建造炮臺，鞏固海防；圍墾造田，創(chuàng)立基金；開辦教育，廣設書院。受到后世較為正面的肯定，在《清史稿》和同時人贈送詩文的評價中亦是頗為推崇。卒后，潮人祠于潮州金山書院，廣、惠人亦請于廣州、惠州、嘉應及東莞籌建專祠（《廣州公民呈》）。正如饒宗頤先生在《潮州先賢像傳·方提督耀》所言：“治潮九年（1868－1877），民率以行，吏更其俗，至今稱頌不衰。”

    平叛建功

    促使兩廣時局穩(wěn)定

    方耀由于戰(zhàn)功卓著，在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年升為署理總兵加提督銜，不久補授為南韶連鎮(zhèn)總兵。七年調潮州任潮州鎮(zhèn)總兵。光緒三年（1877）調駐惠州，升署理廣東陸路提督。

    光緒四年（1878），日本侵占琉球島、臺灣土著造反，海防日亟。方耀于光緒五年奉調回潮州，隨即積極加強東部海防，對付列強侵略。他認為“海防不嚴，鄰氛難靖”，先后將汕頭崎碌等處沿海炮臺修筑鞏固。

    光緒九年（1883），法國派兵攻下越南順化，進迫清軍，戰(zhàn)爭一觸即發(fā)，廣東鄰近越南，形勢頓時緊張，方耀奉令調防欽州。二個月后，又調往廣州，派充海防全軍翼長。不久，受委署理廣東水師提督印務，駐虎門。

    光緒十年，中法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方耀于1884年起至1889年積極營造海防工事，改用新式炮械，操演炮位，親巡港汊，繪成詳細軍事地圖。中法諒山戰(zhàn)役之后，法軍圖謀向粵內地侵犯，見虎門至珠江口防備森嚴，不敢犯粵，轉攻福建。清廷派名臣彭玉麟來粵視察沿海防務，回京在復命奏本說：“粵有方耀在，可高枕也。”當福建戰(zhàn)事吃緊時，方耀奉命帶領水陸二路潮勇軍馬前往增援。累累立下戰(zhàn)功。光緒十一年晉升為實授水師提督，賞戴花翎。

    光緒十七年（1891）夏，方耀在行軍中中暑，七月七日卒于任上。可謂是馬革裹尸，盡忠職守。

    建堤開墾

    租金用于軍餉公益

    韓江是廣東省內第二大河流，是潮汕平原的主要灌溉、運輸水系。其下游河道迂回曲折，河床積沙日淺，一旦山洪暴發(fā)，便要決堤成災。鑒于水禍頻仍，亟須治理。同治年間，方耀主持韓江流域十八都修浚韓江水道，令各縣開浚溪河以保農田。又命紳士郭廷集疏浚汕頭廈嶺海至舉登一帶水域，并清丈濱海沙田充作軍餉。

    同治十年（1871）夏末，淫雨多日，河水成漲，潮州城東門月城因受雨水浸泡而剝落，全城岌岌可危。水退勘查，自北金山腳起至南門，均有滲漏痕跡，在方耀的主持下，“派員紳人等，推求城身罅漏之故。挖驗馬路，中闊數(shù)尺、深二丈數(shù)尺、長七百八十余丈，悉積浮沙，與城內外磚石不相連屬，是以外觀完好而一經水浸即逐漸滲入，無由抵御。耀與官紳公議，惟有挖凈浮沙，仿照土人女墻式，拌以礦灰，是版是筑，使與馬路內外磚石黏合為一。再將全城低陷崩裂者，一律葺治，培厚加高，庶可永無水患。籌議經月，遂集巨資，鳩工庀材，于是年九月興工，壬申（十一）夏閑竣事。督撫委候選道方勛到潮驗收，工堅料實，共支銀一萬六千五十兩有奇，由民間捐題者十之六，由耀墊者十之四。癸酉（十二年）之夏，河水復漲，已及半城，一無滲漏處，其明效也。閱者僉謂此次修筑堅逾曩時，而抑知功在磚石、灰沙膠黏固結之得其要領”。（方耀《修城記略》）又再斥巨資，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始，疏浚韓江、改直河道，加固堤身，堤中夯了一條龍骨，內附灰籬，堅如磐石，堤身加高數(shù)尺。光緒八年（1882），方耀又主持加筑灰籬、填石等加固工程。自此，甚少再有過崩堤的記載。

    方耀除治理韓江水患之外，在建設河堤和疏通河道方面還有大量事跡。例如：據(jù)《普寧縣志》載：神前新陂（陂即堤壩）、馬湖陂、溝口陂、雙會陂、山后陂、黃牙山陂、平寶山溝陂、廟后陂、崩坑陂、港口陂、泥溝港陂、港咀陂、塔腳陂，凡此同治年間所筑，系方鎮(zhèn)軍飭保安分局疏通河道，筑以儲水者。民國《豐順縣志》亦載：“光緒七年，留隍紳士呈準潮州鎮(zhèn)方耀撥款筑白流沙堤”。 

    潮海關稅務司、英國人辛盛《1882－1891年潮海關十年報告》亦作了記載：“1871年，潮州洪水泛濫，他（方耀）集資加建河堤，使用外國機械疏浚河道，并且為今后的保養(yǎng)工作建立了基金。”“將軍親自帶頭花費大宗款項，用于實行這些有益的方案。他很快開始從開墾的地產上提取大筆租金收入，表明這些投資是明智之舉。”

    可見，方耀的疏浚韓江、加建河堤、圍墾造田的舉措取得了明顯成效，亦為他帶了大筆的租金收入，為補充軍餉和開展河堤保養(yǎng)、創(chuàng)辦書院等公益活動提供了資金上的保障。

    重視教育

    創(chuàng)辦書院培養(yǎng)人才

    方耀在潮期間，除鐵腕清鄉(xiāng)外，亦重視文教事業(yè)，“設鄉(xiāng)學數(shù)百所，郡邑立書院，延禮通儒；開韓江書局，校刻書籍，士風因以一變。”（饒宗頤《潮州先賢像傳·方提督耀》）他撥出相當巨大的一批款項用來新建書院和提供辦學經費。我們今天看到的書院實物，如興道書院、藍田書院就是那個時候遺存下來的建筑。《清史稿·本傳》言他“建書院以育俊秀，士民頌之”，到底他建了多少所書院，花了多少錢呢？《1882－1891年潮海關十年報告》中告訴我們：“他也預見到，為了保證這一新創(chuàng)立的安全和繁榮局面持久下去，必須對這一地區(qū)普遍存在的極度無知與愚昧狀況進行啟蒙教育工作；為此他在潮州府創(chuàng)辦了金山書院，聘請教授，資助充裕基金，為任何渴望學習經典著作的人提供免費教育。他還發(fā)起為全地區(qū)建立幾百所免費教育學校的計劃。由于他辦了這些造福本地的事情，他榮獲穿著‘黃衣’（即黃馬褂，為朝廷賞賜有功之臣）的獎賞。”新編的《普寧縣志》也說他除倡辦金山書院外，“在潮屬各地新設和復辦鄉(xiāng)校數(shù)百所”。這幾百所學校應該包括各地的書院和義塾（義學），因為時代的變遷和文獻缺載，我們要明了方耀的所有教育業(yè)績已不可能。我們只能從部分清末編纂的地方志中窺其一斑。

    海陽縣的金山書院（光緒三年）、龍溪書院（光緒六年），潮陽縣的東山書院（同治年間）、培元堂文祠（光緒二年）、奎光書院（同治十三年）、六都書院（同治十二年），揭陽縣的寶峰書院（同治十三年）、藍田書院（同治十二年）、興道書院（同治十一年），惠來縣的葵峰書院（同治十三年）、龍溪書院（同治十三年），大埔縣的啟元書院（同治七年），普寧縣的三都書院（同治十年）、上社書院（同治十年），澄海縣的蓬砂書院、方公講院等等，這是我們所明確知道為方耀撥款創(chuàng)建或重建的書院，至少就有l(wèi)5所之多。

    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方耀從長遠考慮，給許多新建或經費匱乏的書院提供一筆不菲的辦學經費資助。其中以金山書院所撥最為豐厚，共有澄海、饒平塭田9處，面積約4732畝；還有一批在汕頭的行鋪、魚桁等產業(yè)。海陽縣還有幾所書院獲得方耀下?lián)艿内H罪錢（或田產），其中登云書院1400兩、大和書院2400兩、三山書院2100兩、龍溪書院4200兩，正誼書院獲得在澄海的充公田300多畝。潮陽縣的東山書院、登龍書（講）院也得到撥款，用于卷資和正課生童的膏火；奎光書院和六都書院每年分別獲得租谷160石、300多石的常年經費。揭陽縣的寶峰書院得到方耀所撥2000元，用于建造房舍和購置田產。

    此外，在清末潮州地區(qū)城鄉(xiāng)的義塾中，像海陽縣的有造義塾3所和方公講院、鳳塘義塾，揭陽縣的藍田義學，普寧縣的普東義學和潮陽縣的4所義塾也都是方耀撥款建造，并供給辦學經費。

    正如宿儒、曾任省立金山中學代校長鄭國藩在1932年所撰寫的《省立第四中學校同學錄序》所言：“飲水者必思其源。本校號省立，校費悉資九邑公產，未支省庫分文也。蓋昔潮地斗風嘗熾矣，方公照軒奉命清厘積案，既治既安，振以文化，建金山，歲錄九邑士百，弦誦其中。今汕頭水坦店稅，澄、饒兩境塭田魚桁，歲入數(shù)萬，以充本校常年費者，皆公昔日一手一足所經營，以為院生膏伙用者也。公潮人，富有大業(yè)，不私之一己，而公之九邑，予與諸君得憑藉以發(fā)展其所學……如方公者，于本校可謂有不朽之功矣！騎箕日（指逝世），都人士塑像院東廳，以時享焉，不忘本也。辛亥革命，像毀于兵，至今寂寂無憶及者，豈報功之義哉？”鄭先生認定方耀“清厘積案”，是“既治既安”之舉，不為時論左右；而飲水思源，牢記前賢之功德，對“忘本”者敢于貶斥，直言不諱。

    至今，方耀主持創(chuàng)辦的金山、東山、六都等書院仍然作為潮汕地區(qū)的重點中學繼續(xù)培育英才，發(fā)揮著百年名校教書育人的重要作用。